当十五年笔耕不辍的孤清岁月流过，迎来万千心血化作成三卷《古罗马文学史》的那一朝，江澜知道，他获得了重生。

收到出版社远从上海寄来的成书时，江澜其实早有心理准备。当厚厚的塑料保护膜被割开，深红色的精装书卷赫然出现在眼前，内心的汹涌并无太多浮现在他面庞，只是在开封以后细嗅了一会儿书香。

碾石成沙十五载

“坚硬如水。即使遇到大礁石也要将它冲刷成鹅卵石甚至是泥沙。”这是江澜曾经对自己的评价。

十五年青丝染雪，碾石成沙，让有志者将一纸提纲延展成凝结了滴滴心血的厚重稿卷。江澜确实是这样一个能够闯过难关的有志者——从青年到中年的五千四百多个日夜，他或是转着轮椅徘徊在图书馆的排排书架间翻阅史料文献，或是伏案于夜深人静之时沉心写作，完成了共计150万字的《古罗马文学史》三卷。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过程必定是艰苦卓绝的。要写作，得先研究。德语专业毕业的江澜形容最初的自己是个“对古罗马文学知之甚少、又不懂拉丁文和希腊文的门外汉”，这其中的知识壁垒在查阅资料时给他带来了不少阻碍，让他不得不在写作的同时再自学古典语言。兼之现有资料极其匮乏、可咨询专家屈指可数等多重影响，写作在初期阶段进行得并不顺利。“那时出来的东西自己都不太满意，感觉出不来成果。”

“起初以为三五年完成，没想到任务比想象中艰巨太多。”因为平日里还有在图书馆的本职工作，江澜往往是在寂静的夜晚做研究，但这也给予了他许多在查找资料时的便利。对于困顿期的处理办法，江澜只是直白道，“检视自己，去看更多的书。我也只是摸着石头过河。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一点儿，学一点儿。在那些困囿于轮椅之上，被病痛日夜折磨着的日子里，江澜驶过轮椅留下的道道车辙，在漫卷书丛中潜心探索，去执着追寻他的心之所向。

十五年间的苦楚，江澜谈得不多。“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他不悔，反而更念着其中的乐。在图书馆教师阅览室寻找一本英文资料时，江澜惊喜地发现了整整几个书架的洛布古典丛书(LCL)。对他而言，这些双语对照、参考价值极高的红、绿皮书无疑是一处巨大的宝藏，他自己形容为“不亚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此后两三年江澜都泡在里面，他不愿浮出来，总想多“捞”一点儿。

前期的苦闷彷徨随着这转角的惊喜慢慢消释了一些，随之而来的还有让江澜念念不忘的一些感动。作为德国古典语文学家，《古罗马文选》的作者阿尔布雷希特在这方面造诣很深，是江澜倾慕的大学者之一。非常幸运，江澜在德国汉堡大学网站上找到了对方的电子邮箱，并通过电子邮件表达了自己的请教之意。“没想到他十分友好，非常耐心地为一个素昧平生的中国人解惑答疑。”不仅回复及时，德国古典语文学家还向以学生心态求教的江澜提供了更多的解答渠道，“在他无法解答的时候会动用自己的人脉，向整个德国古典语文学家协会成员咨询并把结果转告我。甚至还牵线搭桥，让古希腊文专家迈斯讷与我建立直接联系，为我解答有关希腊文的疑惑。”

江澜知道自己不是在禹禹独行，他所遇见的种种惊喜与感动，都给苦蘸上了一点甜，让他能够品咂出“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幸福，产生更多前行下去的勇气。

江澜的《古罗马文学史》三部曲

伯乐结缘指迷津

江澜在《古罗马诗歌史》中写到，好运气就是一种偶然，因为幸运者获得好运气，不是出于原来的目的，而是由于某种特定的原因(机遇或巧合)而做成的事情。

谈到自己十八年前遭遇的致残事故，江澜仍有些黯然：“当时挺不知所措的。”2001年，他跌入重度残疾的无尽深渊，随之而来的还有种种打击。两年后的冬天，江澜在西语学院德语系大教室听讲座时遇到前来讲学的刘小枫教授，从此便开始了而后长达十五年的《古罗马文学史》的创作生涯。

刘小枫先生是江澜的大学校友，时任中山大学教授。“他看到我的情况，拿了一套阿尔布雷希特(Michael vonAlbrecht)的书让我复印，还把草拟的提纲给了我，鼓励我写《古罗马文学史》——原来的题目叫《古罗马文学导引》。”他言语间满是对知遇之恩的感激，“在读大学的时候刘小枫先生就是我的偶像。”当时陷入迷茫期的江澜不假思索就应允了偶像的建议，同时他也坦承，这确实是一个“宏大而艰巨的任务”。

问及为何会接受一个冷门方向的研究，江澜笑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上中学的时候喜欢专拣难题做。”他把当时稀有学者问津的古罗马文学领域比作一块几乎无人耕种的荒地，认为其研究潜力巨大。同时从零开始的还有他的人生——“我有事可做了，就可以转移身体剧痛的注意力。生病给了我纯粹和安静的创作时间。”

方向有了，但阅读大量文学材料更需要一定的古罗马文学研究功底。江澜研究生毕业于德语专业，有一定的外国文学研究经验。但由于古罗马的中文材料鲜少，同时阅读原著需要的大量拉丁语知识支撑。为了更好地推进研究，江澜曾考虑到刘小枫老师的门下攻读博士。“但是不管是半工半读还是脱产学习，负担还是太重了。”这时，刘小枫给再度陷入纠结的江澜寄来了博士学习的拉丁语教程。“刘小枫跟我说，要读书在哪里都可以读。”

成书出版后，江澜马上给他的引路人刘小枫先生寄去了样书。“他觉得非常好，非常高兴。”江澜自豪地回忆道。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快到知命之年的江澜兴奋得像个小孩子，眉眼间也增添了几分笑意。虽然已经在研究古罗马文学的道路上留下了坚实的脚印，但他仍深情地表示：“刘小枫先生永远是我的老师，我只是替他把点子变成了现实，把提纲变成了文本。”

阅读中的江澜

书海深潜寄余生

“书生江澜，其中，‘生’是动词，江澜是全新的江澜。”

他习惯在夜晚写作，窗外的云山和明月陪伴他逐字逐句把心血细细密密地缝进书中。“人生能有几个十五年呢?更何况是生命中的青壮年时期。”江澜几乎摒弃了一切的社交生活，专注古罗马文学的研究工作。在病魔缠身的最初那段日子，他被24小时不间断的全身剧烈疼痛折磨着，幸亏有可以寄心寄情的图书聊作慰藉，生理上的痛苦也被稀释了些。“对于我而言，写作古罗马文学史丛书，不仅让我忘却身心的痛苦，而且还在写作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新生：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在动笔书写《古罗马文学史》之时，是因为有了刘小枫那样的大学者作为后盾，让江澜看到了写好书的希望。如今著作已成，江澜也颇有了些自己理想中学者的模样。在他身上，书生意气并不随年岁渐长而减，谦逊之意亦是。“我只是一个铺路者，希望能给后来人指引方向，让他们能有‘(古罗马)这个领域还是可以研究’的感觉。”历经十五年才瓜熟蒂落的成果，如果能为后继者提供研究帮助，改善如己当年资源匮乏的窘境，便是江澜最愿得到的宽慰。

《古罗马文学史》三卷出版后，江澜开始着手准备下一阶段的专注所在：从面到点，深入研究个别作家作品，如贺拉斯的《书札》。作为一介书生，他在研究书的路上从未想过要停下，“我最开始是读书，后来教书，然后到图书馆做图书编目的工作，做图书翻译，到现在自己写书。”即使已将整个青春奉献给了祖国的人文社科研究，他仍觉得不满足。“一个人活着，总要做点儿有意义的事，才不枉此生。”

在突如其来的巨大变故面前，人类有时显得微弱渺小，但也同样可以选择变得强大。于风口浪尖处才能够起飞，江澜确实做到了。与其说命运捆绑了他的双腿，不如说他已挣脱枷锁，心灵飞向了远处。

在书评《以爱救赎》中，江澜指出，“在疾病时期，人类的自救首先需要的是大爱。”对于遭遇重大疾病的江澜而言，刘小枫先生的大爱、江澜本人对学问的热爱，都帮助他实现自我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