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广东省教育部门从广州各中学的中学生里选出二百名学生进入广州外国语学校学习。我是这幸运的二百学生中的之一。记得在刚上广州第五十七中学没多久的某一天，有老师叫我去办公室，在几位老师面前读了几篇中英文的课文。没想到过了两个月，老师叫我和几位同学去广州东山区医院体检。不久，我就收到了到广州外语学校的入学通知，在没有书读的年代，这天大的馅饼就落在我还混沌的脑袋上。
我兴高采烈地背着书包奔向了感觉中有些神秘的外语学校。广州外语学校的校址在郊区沙河顶。在一片削去了山顶的小山丘上盖着工字型的教学楼，小山坡下则是一栋三层的学生宿舍。宿舍里是上下床，房间不大却要住八个同学，房间里有一大木柜，有上下八个小柜供同学们归纳自己的衣物。宿舍和教室十分简陋，只有大圆顶的饭堂显得十分洋气。在69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下，只要能上学，我们都兴奋不已，沙河顶，就是我理想中的天堂。我们这批文革中三年没上学，没有任何外语学习基础，年纪才十三、四岁的学生要学好外语，对任何老师而言都是件头疼的事。更何况，当时的学校还在文革之中，以前的教材统统废弃不用。老师们不但一边要教学生，还要现编教材，身上压着双重负担。更何况还有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让校园的生活动荡不安。
首届毕业生合影，前排右二为陈顺玲老师
每学期我们都要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还要学军，进行野营拉练。就在这不像校园的地方，我有幸遇到了我在外校的第一位英语老师和班主任陈顺玲老师。陈老师个子小巧玲珑，眉清目秀，很像当年中国的乒乓国手郑敏之。
陈老师的家在遥远的马里求斯，五十年代她跟随着姐姐，在海外爱国潮的激荡之下回国求学，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极左的政策就让她再没有回过家。就连她父亲过世，陈老师也没有获得出国的批准，未能见老父亲最后一面。她的先生是印尼回来的爱国华侨，原来在广东侨办工作，文革期间下放到县城去了，虽说都在广东，可当时的交通不便，平时难得回家，和陈老师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陈老师把她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我们这班学生身上。当时的外语学校学生都住校，我们都是些十来岁的毛头小子和黄毛丫头，正值性格反叛，到处“叫板”的年纪。陈老师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和我们在一起。在课上，她一遍又一遍地纠正我们的发音，不厌其烦地解释英语法和句型，她超常的耐心和得当的教学方法，让我们逐渐对外语有了学习的兴趣，课下，陈老师还要关心我们的生活，从吃饭到上课纪律，从女学生闹矛盾到男孩子们打架，陈老师都细心周到地一一为我们解决。外语学校上了一年后，学校和广东外语学院合并，我们成了大学生，很多老师都有变动，幸好陈老师只是从班主任变成我们的英语泛读老师，一直指导我们到大学毕业。
最难忘的是当陈老师有了身孕，还在给我们上课，为我们操心，直到有一天换了一位新老师代课，我们才知道陈老师休病假去了，她的第二个孩子没有保住。我们感到愧疚，陈老师为我们做了太多，而我们为陈老师做得太少，当时的我们真是少不更事，对陈老师，我们只有索取，而没有回报。
当时的学校要开门办学，每个学期我们都要到农村或工厂劳动锻炼。记得我们到华南缝纫机厂劳动，陈老师的家人远在海外，幼小的女儿没有人照看，她竟然带着孩子和我们一起住在昏暗潮湿的厂房里，她从容面对着生活的磨难和种种困难，秀气的面孔上依然带着微笑，和我们一起劳动和学习。在她瘦小的身躯上有坚强的灵魂在支撑着。
在学校五年历次的运动中，学生们仍然在给老师们提意见、贴大字报，可我们班的同学无论男女，甚至表现再激进的同学也没有一个人给陈老师提过一条意见，写过一张大字报。在高尚的灵魂面前，低微卑琐的念头很难占据在我们的心头。
八十年代初，中国终于打开国门，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陈老师一家也终于有了回家的机会。当时我已在北京工作，没能及时得知陈老师回国的消息，等再回学校之时，陈老师一家已离开多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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