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0多载春秋流转，岁月长河中，广外有着不改的初心和坚挺的脊梁。自建校以来，广外人从未辜负历史的重托，始终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和激情澎湃的教育生涯中写下一首首壮丽的诗篇。

为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广外新闻网开设【初心·使命】栏目，推出一批广外老一辈共产党员、学者的故事，歌颂他们坚守初心、坚定信念、投身革命，肩负重任、不辱使命、艰苦创业的故事，以激励广大师生弘扬广外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正创新，勇担历史重任，在国际化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建设新征程中谱写新的奋斗篇章。

【人物档案】

陆振轩(1902-1999)，1902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于1921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获里昂中央高等 工业专门学校理学学士学位和机电工程师学位，1931年回国任铁路部车务处副处长一职，1943年，亲率千余人驼工队徒步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 脉，从印度列城运进6600条轮胎及其它抗战紧缺物资。新中国成立后，他留任广州铁路局副局长、副总工程师。1958年调广东机械学院机械系任副教授，1965年广州外国语学院成立后，他又调任广州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任教授，是学校创建初期唯一的教授。

你看过记录片《1943‐驮工日记》吗?你知道抗日战争最危难的时期，开辟跨越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的雪域高原人工驮道(人称“死亡之路”)，把一批批国际援华军用物资，从印度运到新疆的可歌可泣故事吗?你能想象完成这项壮举的主人公，竟然是四十岁出头的留法工科学人，一介文弱书生吗?你知道这件真实的传奇故事竟然被尘封了近60年吗?

这位主人公名叫陆振轩。从新中国成立起，他就在广州工作和生活了近五十年，最终岗位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2013年8月23日晚间，我偶然在中央电视9频道(记录频道)，看到了新疆电视台拍摄的两集纪录片《1943‐驮工日记》(以下简称《驮工日记》)。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让我受到极大的震撼：原来，纪录片的主人公陆振轩，竟然是我父母亲自1921年留学法国时起，就一直有着密切联系的挚友。我对他再熟悉不过了，但对上述故事却又一无所知。于是，我从网上下载纪录片反复观看、回忆和查阅相关资料、访问咨询知情人士，写成了这篇文字，以怀念尊敬的陆伯伯，并以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关于《驮工日记》的真实故事

由于我对《驮工日记》的真实故事原来所知甚少，所以在这一节中，主要根据纪录片并部分参考网上有关资料，对故事作一个概述。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1943年前后，日本侵略者已切断了我国仅存的东方和南方几乎全部的外援物资通道，尤其是至关重要的滇缅公路;而那时有一批国际援华军用物资滞留在卡拉奇港口(当时属印度，现属巴基斯坦)，急待找寻道路运回。当时的国民政府交通部原计划从印度转伊朗，再转经苏联的两个加盟共和国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运到新疆的霍尔果斯口岸入境。考虑到专业和外交能力的需要，交通部经过挑选，委派英语法语皆通的陆振轩作为全权代表，赴印度处理援华物资转运事宜。年届四十的陆振轩留学法国，曾获机电工学学位，时任滇缅公路运输局副局长。他勇敢地接受了任务，并物色了五六个年龄二、三十岁的工科技术人员做他的助手。

纪录片《驮工日记》截图：运输轮胎的驮队

1944年，临危受命，陆振轩和他的助手，几经艰难困苦到达了卡拉奇。可是经过反复交涉和联络，才知道由于伊朗和苏联口岸不通，原来设想的运输路线竟然断绝，只得另想办法。面对无法运回的军援物资，陆振轩心急如焚，到处寻找替代办法。一次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在一本英国人写的书中，他发现了从印度往新疆，竟然还存在另一条驮马人力古道，但是路途极其艰险，一般似无人行。这条路是先从卡拉奇到克什米尔的列城(印度)，然后翻越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山脉，到达新疆的叶城。从卡拉奇到列城，分段有铁路、公路和较好的驮道相连;而且英国方面答应负责运输。而由列城到叶城，只能由中方自己承担。这剩余的人工驮道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段，长达千公里，而且地处雪域高原，条件极其恶劣，过去路上人畜死亡无数，向导常常要靠“白骨引路”，实际上已很少有人再用。对于这条线路，驻印度大使馆竟然并不知晓。陆振轩重新发现了它，其实已对援华物资的运输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更作了勇敢的决定由自己来执行，并立即向交通部报告，很快得到了批准。虽然对前景很无把握，他却挑起了探路和领导运输的担子，决心依靠中国人的意志接受自然环境的重大挑战。

陆振轩以交通部的名义与新疆政府联系，盛世才当局答应筹集骆驼和马匹，招聘驮工，到列城转运。而陆振轩则在列城等待，然后在返程中担任运输、踏探工作的领导。和他同行的还有助手刘宗唐。其他助手马家驹、陆士井、白生良等则负责从叶城到国内各地的运输。

大量国内急需的轮胎等军用物资由英方运到了列城。而新疆派出的的驮队，由富有经验的老驮工木沙领队，带领了1000匹骆驼、马匹，180名维吾尔、柯尔克孜和塔吉克族驮工，备齐了从叶城到列城往返所需的食物和草料，十分艰难地到达了列城，时间用了一个多月。途中他们将回程的食物和草料埋在了石头堆中。即使没有驮运货物，牲畜已经损折了一百多头，驮工也有十多人不幸牺牲。

1944年10月15日，由陆振轩领队的庞大驮队，装上了军用物资，终于开启了浩浩荡荡而又艰苦卓绝的返回新疆的征程。

上路之后，陆振轩他们才感到情况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中最为悲壮的雪域高原人力运输的故事。他们面临的是高、寒、冰、风、险。这条驮道，他们要翻越至少三个五、六千米以上的山口，附近多是雪山冰峰，气压很低，人畜都喘不上气，有着强烈的高原反应。在极度缺氧和极度严寒的条件下，驮马、驮工都有随时倒下的危险。有时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多度，寒冷刺骨，晚上更难以入睡。路上经常要越过冰川，骆驼和驮马都不能负重通过，而要卸下货物，找牦牛来运输。人的行路困难不必说，驮马的腿不小心就被冰缝卡断。高原风极大，吹得睁不开眼，夜间有时帐篷都给吹走了。行走的驮道，有些就是在悬崖上凿出的仅容一匹驮马通过的小径，旁边是万丈深渊或咆哮的河流，危险万分。一路上，驮工领队都是看着前人和牲口的白骨来领路。从来时埋藏在石堆中取出的馕，就是最好的食物了。在翻越西塞拉山口时，盘点确认，一下子就损失了六十多匹驮马，十数名驮工。最为悲惨的是，在翻越桑株达坂时，五十岁左右的驮工总领队木沙倒下了，再也没能起来。后来统计，行动中损失的人畜大约都是百分之十。面对着这条“死亡之路”，陆振轩告诫同伴：“假如我也倒下了，就算我也为抗战做了最后的努力了，但是轮胎一定要运出去，踏探记录一定要带回去。”这是多么气壮山河的言语啊!

最后他们相互扶持，在这条艰险的驮路上又跋涉了许多山脉河流、戈壁荒原，先后用了55天，终于将这批战略物资运到了新疆的叶城。这些物资随之运到了全国抗战前线，包括运给了驻兰州的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

以上事实多来自陆振轩他们的“日记”。其实，所谓日记，原是他们习惯性的科学考察记录，为的是万一将来修建正规驮道时可作基础资料之用;陆振轩要求他和助手们都要记录。而这些日记却无意中见证了中国人民气壮山河的抗日战争中的一个片段，记录了这段似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雪域高原的挑战生命极限的光辉历程。陆振轩他们在“日记”中还对参与驮运的众多少数民族驮工的爱国、质朴和奉献精神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陆振轩他们开辟的这条高原人力运输驮道，后来又运输了第二批和第三批物资，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结束。有资料显示，参与这项行动的共有驮马等1500余头，1300余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新疆少数民族驮工;共运进汽车轮胎6600多条，以及汽车零部件及医疗器械等一大批军用物资，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封锁，支援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驮工日记》的主人公陆振轩

在网上“百度百科”栏目，可以查到陆振轩的信息。他出身于江苏武进县(现属常州市)的望族，在他十多岁时父母双亡，就由伯父陆尔奎(词典编纂家)抚养成人，并受到良好教育。他1921年由陆尔奎的熟人吴稚辉帮助去法国留学，1931年回国，最初在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任副教授，后又去交通部铁路系统任职。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大后方的湘桂铁路、滇越铁路、昆明运输事务所等机构任职。由于工作出色，被升任滇缅公路运输局副局长。抗战胜利后，曾任湘桂黔铁路局和粤汉铁路局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他留任广州铁路局副局长，副总工程师。他1958年调任广东机械学院机械系副教授，1965年又调入新成立的广州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任教授，后又调整至广东外国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他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他1987年退休，1999年辞世，享年97岁。

网上资料说，陆振轩是当年在新疆率队翻越喜马拉雅—喀喇昆仑山脉驮运抗战物资的主要策划人、驮运队队长，也是《驮工日记》的主人公。然而长久以来，他生命历程中最为闪光的部分却不为人知，包括不为他长期服务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所知。

我所知道的陆振轩教授

虽然我本人和陆振轩教授的接触前后有二三十年，但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因为他只是我父辈的朋友。我知道他，是从父母(夏敬农、杨润余)在法国时的一张照片开始的。那是一张父母1920年代初在法国的集体生活照(见插图)，我曾把它用于关于父母的回忆文章中。图中人物估计都是里昂中法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前排坐着四个人，左面两人是我的父母，而最右面的那位，扮了一个搞笑怪样的，便是陆振轩。从图中也可推测出他活泼开朗的天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母都是中山大学的教授。父亲教物理;母亲起初教俄语，1957年后归队教法语。他们和陆振轩夫妇都是自1921年赴法国留学起就相识的老朋友。陆振轩的夫人名罗振英。他们四人当时应该都是半公费的留学生，和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勤工俭学生也都有一定的交往。

陆振轩解放前任铁路局的高级管理官员。我想这和他运输军援物资的功劳可能不无关系。广州解放后，陆振轩留任广州铁路局副局长、副总工程师，这也算是一个大单位的技术管理高级干部了。罗振英1957年以后长期和我母亲同在中山大学和广东外国语学院的法语教研室任教，最初在中大有住房，离我家也不远。据了解，陆振轩在广州没有亲戚，他和我父亲都是从事理工科专业工作的，做人理念相近，加上双方配偶的关系，所以两家人有着很密切的来往。由于陆振轩没有子嗣，家庭生活简单，因此常常是他们上我家走往。他比父亲小三岁，然而我们都尊称他为陆伯伯。

前排：本文作者父母(左一左二)和陆振轩(右一)1920年代在法国里昂

1956年我19岁时，从部队复员回到广州家中，开始了两年的自学过程，准备考大学。我第一次见到陆伯伯，应是就在这一年。具体说些什么已记不清了，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声音宏亮的开怀大笑，以及对我们这些孩子的亲切态度。他的衣着很简洁，好像还比较喜好运动。1957年的那场灾难，陆伯伯中箭落马。对于他的受难，我们是很难过的，想不通心中的这样一位好人，为什么遭此厄运。但此后他仍然和我们家继续来往，还是一样地开怀大笑。

对于他的落难，当时我们孩子自然不敢多问，父母们也都没有多说。现在看来，在那日趋极左的政治氛围中，作为一个“留用”人员，又是心直口快而胸中从不设防，他的中箭落马在所难免。根据资料看来，他大概还没有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只是在1958年从铁路局的领导岗位调出，去了一个不出名的工科学院当了一名教书匠。至于后来在1965年调到广州外国语学院，其实也并非用了他的工科专长。1970年我母亲和罗振英所在的中大法语专业调整到广东外国语学院(后来改名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她们在共同的校园生活，接触就更多了。1958年起我在北方上大学和工作，直到1986年才调回广州。我在外地期间，曾不止一次回广州探亲，也不止一次地见过陆伯伯。他照样不改初衷，一样的乐天派。记得大概是1960或1961年暑期，我们两家同在从化休假，他还教我单侧操桨划艇时怎样控制直线前进。

关于他抗战期间翻越雪山运送军援物资的壮举，我的父母也不知情或不甚知情，否则我们会从他们口中略知一二的。我的姐姐曾在她的回忆文字中有一小段提及此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从北京回广州探望母亲，她说听见陆伯伯对母亲说，曾有记者让他写这事，他说不想写。姐姐就缠住陆伯伯要求说说详细情况，问他路上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他说很简单嘛，赶一群羊，一路走一路吃羊就行了。这些大概是他故意骗骗外行的话，被他敷衍过去了。姐姐了解的事情仅如此而已。

陆伯伯没有子嗣，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邀请了当过知青的侄女陆可壁来和他们一起生活，后来可壁也在外院工作。最近我访问了陆可壁女士，以追思陆伯伯的往事。可壁说，她对叔叔的事只略知一二。她记得，还是婶婶罗振英在世时，就一同劝过叔叔就新疆经历写回忆录，但叔叔就是不肯，说那些事都是凭良心做的，也是自愿做的，不值得宣扬。她说，关于“驮工日记”的事，自己还是2004年新疆电视台的宁照宇导演前来调访后才知晓详情的。连外语外贸大学原来也是不知情的。(学校方面了解情况后在校史展览上作了隆重的宣介。)她还说叔叔做人一贯低调，生活简朴。分配住房时，有山边的独栋复式小楼和三房一厅的公寓单元可供挑选，他选择了后者，说住公寓楼可以接触更多的人。可壁女士说，还是在婶婶1988年辞世前的某一年，叔叔和婶婶向学校捐赠了他们节衣缩食省下来的十多万元作为奖学金，定名为“双振奖”，用了叔叔和婶婶名字中共同的“振”字。对于没有额外收入的教授们，当时这是一笔多大的款项啊!

世上有些人，有了一分功劳可以吹出十分;没有功劳可以凭空捏造出来。然而陆伯伯却从来不自我表功。改革开放前由于种种原因他可能不方便谈自己;改革开放后，对他来说一切“紧箍咒”均已除去，他也有省政协委员的发声平台，然而他还是那样地淡泊名利，热心为国。“凭良心做的，也是自愿做的”，多么朴素的表白，然而却胜过万语千言。

想到陆伯伯一生的传奇经历，我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八个大字“大功常隐，宠辱不惊”。

谁是《驮工日记》的作者

说到这里，人们心中可能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1)这段尘封了近60年的历史是如何浮出水面的?2)为什么纪录片和资料都提《驮工日记》的主人公而不提作者?就这些问题，笔者直接咨询了《驮工日记》的宁照宇导演，才解开了其中的谜团。

原来，2004年新疆的有关部门研究纪念次年抗战胜利60周年的活动，有人发现历史文献中记录有陆振轩等人带领驮工队运输军援物资的事。于是，新疆电视台优秀的人文纪录片宁照宇编导及其团队收集整理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如《盟国军援与新疆》等;寻找到当时仍然健在的参加驮运的驮工;以及到全国各地采访陆振轩及其助手或他们的后人(他们都是低调的人)。那时，虽然陆振轩已经辞世，但他的主要助手刘宗唐和陆士井、白生良老人尚在;陆振轩和马家驹的后人也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样，有关“驮工日记”的历史就得以浮出水面。

宁照宇编导和她的团队一起，收集了大量翔实的资料，包括当事人的日记、档案、口述历史、图像视频，作了细致的研究。她们以陆振轩等人的日记为基础，一律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编写了一万多字的“驮工日记”文稿，供纪录片使用。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陆振轩是“驮工日记”的主人公而不是作者了。

宁导演拍摄《驮工日记》，也表现了非凡的气概。为表现纪录片的真实性，她们采用了“还原拍摄”的方针，动用了超过百人次和百余头牲畜，组织模拟的驮队“重走驮工路”。考虑到极寒高原不宜多做剧烈活动，剧组原定在4000米以下的地方进行拍摄。但参演的各族群众演员却坚持要再走他们父辈走过的路。于是，模拟的驮队走上了6700米高原处的桑株达坂之顶，当年老驮工总领队木沙倒下的地方。宁照宇导演说：“这是人类求真与真诚的力量，让我们完成了拍摄。”该纪录片2005年前后囊括了中国所有纪录片大奖：1)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大奖，2)自由创作大奖，3)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4)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5)广播电视新闻一等奖;在国际上入选了乌克兰反法西斯国际电影节。而宁导演也获得了“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这样我们也可以说，《驮工日记》的作者，是陆振轩，是他的助手们，是驮队的千余名各族驮工，是宁照宇导演和她的团队，是千千万万支持过那次抗日壮举的我国各族人民!

(作者夏综万，退休前为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中共党员，广东省传记文学学会会员。)